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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升絲綢之路經濟帶城市綠色增長效率

放大字體  縮小字體 發布日期:2016-12-13  艾普網   瀏覽次數:993

◆趙崢

構建絲綢之路經濟帶既有助于我國開展中國特色大國外交,營造更加良好的國際發展環境,也有助于完善我國沿海開放、沿邊開放與向西開放的全方位開放新格局,進一步縮小區域發展差距,促進東西部區域經濟社會的平衡發展,具有十分重要的戰略意義。但是,盡管目前相關理論研究與實踐探索已經取得了積極的進展,但在絲綢之路經濟帶建設中,仍然有兩個重要的方面亟待引起重視。

一是需要更加重視絲綢之路經濟帶城市的發展。從空間經濟理論來看,經濟帶主要是以交通運輸干線為發展軸,以軸上經濟發達的若干城市作為核心,發揮經濟集聚和輻射功能,聯結帶動周邊不同等級規模城市經濟發展,形成的一體化帶狀經濟區域。歷史上古絲綢之路的本質就是由各個重要節點城市構成的服務于亞歐之間的商貿和物流通道。現代社會是城市的社會,區域互聯互通更需要通過城市節點來實現。建設絲綢之路經濟帶,同樣要高度重視發揮沿線中心城市的聚集和輻射效應,提升城市承載力和競爭力,以城市經濟帶為基礎建設區域經濟帶。

二是需要更加重視綠色增長。綠色增長的核心是既要綠色又要發展,是在生態環境容量、資源承載能力范圍內,實現自然資源持續利用、生態環境持續改善和人們生活質量持續提高、經濟社會持續發展的一種發展形態。絲綢之路經濟帶各地區雖然具有資源稟賦良好、文化底蘊深厚、發展潛力巨大等優勢,但資源環境壓力仍相對較大,主要指標仍然與全國平均水平存在差距。在新的形勢下,建設絲綢之路經濟帶不能簡單理解為一輪項目投資和開發建設,單純走規模擴張、投資驅動、惡性競爭的粗放式發展道路,而應是一次通過開放開發實現區域綠色轉型發展的戰略機遇,走綠色增長之路。

絲綢之路經濟帶城市綠色增長效率差異顯著

《亞太城市綠色發展報告》課題組在對絲綢之路經濟帶城市綠色增長基本現狀分析的基礎上,從綠色投入產出效率的角度,構建以生產率理論為基礎的城市綠色增長效率測度模型,選取絲綢之路經濟帶沿線西北五省區(陜西、甘肅、青海、寧夏、新疆)和西南四省區市(重慶、四川、云南、廣西)的24個重點城市2006年~2012年的指標數據,對絲綢之路經濟帶重點城市綠色增長效率進行了測度。研究發現,絲綢之路經濟帶城市綠色增長效率整體較低,且存在顯著差異性。

具體來看,絲綢之路經濟帶24個測度城市的綠色增長效率均值都低于1,說明沒有一個城市位于綠色增長效率最優實踐邊界上,整體效率水平仍然處于較低狀態。從平均值看,24個城市中16個城市的綠色增長效率位于平均值以上,8個城市處于平均值以下。城市綠色增長效率均值排在前5位的城市分別是成都、重慶、銅川、咸陽和南寧。效率均值排在后5位的城市分別是石嘴山、烏魯木齊、曲靖、昆明和攀枝花。同時,絲綢之路經濟帶各區域內部城市綠色增長效率也普遍存在差距,而且部分省區內的差距還十分明顯。就各省區內部而言,城市綠色增長效率排名差距最大的是四川(相距23位),其次是廣西(相距14位)、新疆(相距10位)、陜西(相距9位)、甘肅(相距5位)、寧夏(相距4位)和云南(相距1位)。

影響絲綢之路經濟帶城市綠色增長效率的六個主要因素

如何理解絲綢之路經濟帶城市間的綠色增長效率差

異?具體有哪些因素導致了城市間存在綠色增長效率的差異?這是需要進一步關注的問題。我們選取可能影響城市增長效率的因素進行回歸分析并解釋其中的原因。結果顯示,不同影響因素會對城市綠色增長效率產生不同的影響。

一是城市化水平。城市化的本質是人口、產業在空間的優化配置與集聚,與綠色經濟增長具有內在一致性。絲綢之路經濟帶城市綠色增長效率與城市化水平呈現出明顯的U型關系,即隨著城市化的不斷推進,城市綠色增長效率呈現出先下降后上升的趨勢。這說明城市化初期的加速推進,人口產業空間的快速擴張可能會給當地生態環境帶來顯著的負面影響,但當城市化水平提高到一定程度,城市的聚集經濟和輻射效應將逐漸抵消負面影響,并最終推動城市綠色增長效率提高。

二是城市工業集聚程度。工業集聚會對城市綠色增長效率產生影響。回歸結果顯示工業集聚與城市綠色增長效率呈現顯著的正相關關系。工業集聚可以降低資源消耗、減少污染物排放、提高生產效率,提高絲綢之路經濟帶城市綠色增長效率。

三是城市經濟發展水平。城市的經濟發展水平與城市綠色增長效率呈現出顯著的正相關關系,說明綠色增長是綠色與發展的高度結合,經濟發展仍然是絲綢之路經濟帶城市綠色增長的基礎。

四是城市外商直接投資水平。城市外商直接投資水平也有助于綠色增長效率的提高。城市外資一般會傾向投入城市內發展潛力高、生產技術領先的產業,促進城市產業結構的優化和升級,因此間接地提高了絲綢之路經濟帶城市綠色增長效率。

五是城市政府環境規制。回歸結果顯示,政府環境規制與絲綢之路經濟帶城市綠色增長效率呈現負相關關系,這與我們的一般理解并不一致。可能的解釋是,環境規制事實上體現政府對市場主體環境行為的引導和干預,但是規制的力度是否合適則不好把握。因此,絲綢之路經濟帶城市政府環境規制與城市綠色增長效率的負相關關系可能由于過度的環境規制抑制了市場機制的作用而產生。

六是城市人力資本水平。絲綢之路經濟帶城市人力資本水平與城市綠色增長效率呈現負相關關系。對多數絲綢之路經濟帶城市而言,如何利用人力資本,推動城市從要素和投資驅動向創新驅動轉變,實現經濟增長動力的實質性轉型,仍然是影響城市綠色增長效率的重要因素。

提升絲綢之路經濟帶城市綠色增長效率的四點建議

一是全面提升絲綢之路經濟帶城市綠色增長水平和效率,打造絲綢之路城市綠色經濟增長帶。重點在頂層設計和制度設計上做出統一安排,堅持生態底線,持續優化生態環境。豐富絲綢之路經濟帶城市綠色增長的具體內容,繼續加大對絲綢之路經濟帶城市綠色經濟增長的支持力度,避免絲綢之路經濟帶沿線城市為爭資源、爭政策而忽視城市綠色經濟增長,鼓勵各城市在功能定位、產業選擇、空間布局方面體現綠色增長理念,強化資源節約集約利用。推動綠色經濟增長實踐,從整體上提升絲綢之路經濟帶城市綠色增長水平。

二是立足城市綠色增長非均衡特征,確定絲綢之路經濟帶城市開發開放的重點。具體而言,對成都、重慶等綠色增長效率較高的城市,應著力提升城市綠色增長質量,發揮資源環境和綠色產業優勢,建設高端制造業、清潔能源、高技術產業、現代服務業基地,打造絲綢之路經濟帶的綠色增長極,構建國際綠色產業和技術合作的高端平臺。而對于綠色增長效率較低的城市,應注重夯實綠色經濟增長基礎,加強綠色基礎設施投入、加快綠色產業體系建設,將開放、開發與經濟發展方式轉變結合起來,在國內外合作交流中實現轉型升級。

三是促進絲綢之路經濟帶區域內部城市綠色增長合作互動。絲綢之路經濟帶戰略是一種新的制度安排和區域合作新模式,不僅需要外部合作更要內部合作,而且外部合作還要以內部合作為基礎。這需要我們正視絲綢之路經濟帶區域內部城市綠色增長差距,在促進區域城市之間鐵路、公路、航空、電信、電網、能源管道等基礎設施的互聯互通網絡的同時,加強綠色增長合作機制建設,塑造地區城市專業化分工體系,完善區域城市生態環境保護聯防聯控制度,建立區域城市生態補償、碳排放權交易、排污權有償使用和交易、水權交易等機制,推進城市群生態環境規劃、環境保護設施、管理監督機制、景觀生態格局和環保產業發展的一體化,形成平等互利、合作共贏、統一聯動的城市綠色增長共同體。

四是優化絲綢之路經濟帶城市綠色增長的主要路徑。絲綢之路經濟帶城市綠色增長需要走新型城鎮化和新型工業化道路,繼續提升城市化的水平和質量,完善工業向園區集中和污染企業淘汰退出機制,保持城市經濟穩定增長,持續擴大對外開放。同時,要促進城市綠色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積極引入社會力量和市場化機制來完善綠色治理模式。要重視人力資本在推動經濟發展方式轉型中的作用,自身培養與開放引智相結合,加大人力資本供給,優化人力資本配置,統籌人才鏈、產業鏈、創新鏈協調發展,依靠人力資本、創新驅動實現高質量的綠色經濟增長。

作者系北京師范大學亞太綠色發展中心副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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